我用手握着筷子，不熟练地夹过一小块鸡蛋放进嘴里，红红的汤汁滴了一滴在桌上，像一滴血。
“贺黔你做饭好难吃哦～”
我那时候才三岁，说话还带着尾音。坐在那张比我还高的椅子上，脚够不到地，在空中晃啊晃的。筷子对我而言太重了，握得手指发白，才勉强夹起一块鸡蛋。
贺黔坐在我对面。那年的贺黔才二十出头岁——后来我算了算，他辍学带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也才十九。十九岁，他妈的就是个孩子。
桌子对面，贺黔沉默地吃着那盘灾难。
后来我无数次回想那个画面，才明白那盘菜为什么那么难吃——他凌晨四点才从物流中心回来，六点又要去便利店上早班，中间这两个小时，他要给我做早饭、喂药、洗漱，然后自己囫囵睡一会儿。睡眠是碎片，时间是奢侈品，盐放成糖、火候过头，太正常了。
他看着我，没说话，只是拿起又筷子尝了一口自己炒的菜。然后他的眉头很轻地皱了一下，又迅速松开。
“是吗。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哑。他那时候总是很累，眼睛里永远有血丝。“那下次爸爸做好吃点好不好。”
可我看见他右手虎口上贴着的创可贴，边缘已经有点脏了。还有他左手手背上那个新鲜的、红红的烫伤水泡。
“我看看你手。”三岁的我突然说。
贺黔愣了一下，把手往身后藏。“没什么。”
“给我看嘛！”我从椅子上滑下来，摇摇昇晃走到他身边，抓住他的手腕。
“没事。”他把手缩到桌子底下，“快吃，吃完要吃药呢。”
我有早产带来的一堆乱七八糟的毛病，药比饭还贵。贺黔那时候最怕我生病，不仅是怕我难受，还是怕医院。怕那些账单，怕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用探究的眼神看着我们，问：“孩子的妈妈呢？”“你看起来真年轻，是哥哥吗，还是舅舅？”
他从来不说“我是他爸爸”。他只是沉默，然后掏出那些皱巴巴的零钱，一张一张数清楚。
那双手......根本不像二十岁年轻人的手。
虎口贴着脏兮兮的创可贴，边缘卷起，露出底下红肿发炎的皮肤——便利店搬货时纸箱边缘割的。食指和中指有新鲜的水泡，鼓鼓的，透明液体在里面晃——餐馆后厨炸东西溅的油。手背上还有一道的结痂，深褐色，像条丑陋的虫子——物流中心分拣时被纸箱里的金属边划的。
最触目惊心的是左手手背那个烫伤。新鲜的，红得发亮，边缘已经起了水泡。
“疼吗？”我用指尖轻轻碰了碰边缘。
贺黔的手抖了一下。“不疼。”他说，声音很哑。
骗人。怎么可能不疼。
后来我拼凑出了他一天的轨迹：早上六点到便利店。他不是收银，是理货员——要把成箱的饮料从仓库搬出来，一箱二十四瓶，一瓶五百毫升，一箱十二公斤。他一天要搬多少箱？我不知道。我只记得有次他下班回来，T恤后背全湿透了，贴着瘦削的脊梁骨，他一弯腰，我都能看见一节节凸起的脊椎。
下午，餐馆后厨。洗碗、择菜、给厨师打下手。餐馆老板是个尖刻的中年女人，总嫌他动作慢。“大学生了不起啊？还不是来我这里洗碗！”——贺黔没读大学，但她不知道，或者知道了更要戳他痛处。后厨没有空调，夏天温度能到四十度，他一站就是六小时，围裙底下全是痱子。
晚上八点到凌晨，物流中心分拣快递。这是最累的活，但钱给的多。要按区域分拣成千上万个包裹，重的有几十公斤的家电，轻的也有文件袋。传送带不停，人就不能停。他回来时眼睛都是直的，身上灰扑扑的，有时膝盖和手肘会有淤青—搬重物时摔的。
这样一天下来，甚至不包括随时变幻的工作，他还能站在厨房里，对着借来的|日食谱，尝试给我做一顿“有营养”的饭。
“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？”三岁的我指着那盘番茄炒蛋问，“我们吃泡面不可以吗？”
贺黔蹲下来，平视我的眼睛。他的眼睛真好看，睫毛长长的，瞳仁很黑，只是里面全是血丝。
“泡面没营养。”他说，用拇指擦掉我嘴角的番茄汁，“小翌要长身体，要吃得健康，才能少生病。”
他说“少生病”的时候，声音很轻。我知道他怕我生病。上次我半夜发烧，急诊医药费花掉了他半个月的工钱。他在缴费窗口前掏钱，手抖得厉害，硬币掉了一地，他蹲下去捡，捡了很久。
那盘番茄炒蛋，我最后吃完了。不是因为它好吃。
其实那盘番茄炒蛋真的很难吃。鸡蛋炒老了，番茄没去皮，嚼起来像塑料皮，盐放得一块咸一块淡。但我扒拉着米饭，把那些难吃的东西混在一起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。
因为贺黔在看着我吃饭。他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嚼很久，像是舍不得吃完。他吃得很慢，很仔细，像在完成什么仪式。其实他碗里没什么鸡蛋，他把好的都挑给了我，自己吃那些炒糊的、碎掉的。
“你也要吃蛋。”我夹起一块最大的，颤巍巍地伸过去。
筷子在半空中抖，那块鸡蛋差点掉下来。
贺黔赶紧用碗接住，然后他笑了。那笑容很淡，很短暂，像冬天窗户上呵出的白气，一下子就散了。
但我记得那个笑。记得他眼角弯起来的弧度，记得他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光。
“小翌真乖。”他说，把那块鸡蛋吃了下去。
然后他起身收拾碗筷。我跳下椅子跟到厨房，那个厨房比现在这个还要小，转个身就能碰到墙。贺黔站在水池前洗碗，水龙头哗哗地响。我蹲在地上玩他给我的一个空药瓶，突然看见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在反光。
我扒开垃圾袋—里面躺着好几个煎糊的鸡蛋，黑乎乎的，还有几块切得奇形怪状的番茄，有的还带着青色的蒂。
我抬起头。贺黔背对着我，正在很用力地刷锅。他的肩膀微微耸着，T恤下的脊骨一节节凸出来，像一串沉默的珠子。
突然听见厨房传来一声闷响。
我扒着门框探头看。贺黔站在水池前。他肩膀在抖，很轻微地抖。水龙头哗哗流着，他双手撑在池子边缘，头低得很深。
没有声音，只是肩膀在抖，脊梁骨在单薄的T恤下凸出清晰的轮廓。
三岁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走过去，抱住他的腿。
贺黔僵住了。他关掉水龙头，用袖子狠狠擦了把脸，才转过身蹲下。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，眼睛红红的，但声音已经平静了。
“你别哭贺黔。”我突然开始哇哇大哭说，伸手去摸他的脸，去摸他长了水泡的手，“我以后不说难吃了......”
贺黔抓住我的手，握在掌心里。他的手很烫。后来我知道，那是过度劳累后的低烧。
“爸爸没哭。”他说，“是......是切洋葱辣的。”
可桌上根本没有洋葱。
“贺黔。”我喊他。
“嗯？”
“你浪费粮食。”我指着垃圾桶，还在啜泣着。
“”那些不能吃了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被水声盖过一半。
“为什么不能吃？”三岁的我不懂什么叫炒糊了，什么叫失败了。我只知道鸡蛋很贵，番茄也很贵。贺黔有一次为了给我买鸡蛋，走了三站路去更远的菜市场，因为那里一斤便宜五毛钱。
贺黔彻底关掉水龙头。厨房突然安静下来，只有水管里最后的几滴水，滴答，滴答。
他平视着我的眼睛。他的睫毛很长，湿漉漉的，不知道是水汽还是别的什么。
“因为爸爸还不会做饭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“但爸爸会学的。以后一定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”
我看着他手背上那个水泡，还有虎口上脏兮兮的创可贴。伸手去摸他的脸。
“那你哭了吗？”我问。
贺黔愣住了。然后他抓住我的手，握在掌心里。他的手很大，很暖，掌心有粗糙的茧。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哑，“爸爸不会哭。”
骗人。
“那我也没有。”
“好，没有，我们爱哭鬼。”他伸手揩了一下我的鼻子。
他只是从来不在我面前哭。
那晚他给我洗澡时，我看见他腰侧有一大片淤青，青紫色，在苍白的皮肤上触目惊心。
“这又是什么？”我指着问。
“不小心撞的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。
很多年后，我在物流中心打过暑期工，才知道那种淤青是怎么来的——搬重物时失去平衡，腰侧狠狠撞在货架金属边上，疼得眼前发黑，但还得继续搬，因为计时工资，停下来就没钱。
三岁的我泡在温水里，玩着塑料小鸭子，突然抬头说：“贺黔，我长大了赚钱养你。”
贺黔给我打泡泡的手停了一下。浴室昏黄的灯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眼圈好像红了，但这次他笑了，真的笑了。
“好。”他说，声音温柔得像水，“爸爸等你长大。”
现在，十七岁的我坐在同一张桌子前，吃着同一道菜。番茄炒蛋，完美的火候，恰到好处的调味，葱花翠绿地点缀着。
贺黔坐在我对面，时间把他打磨得从容了，那些手忙脚乱、伤痕累累的日子，好像已经被埋进了记忆深处。
但他手上那些疤还在。
虎口上那道最深的，是便利店纸箱割的；食指上那个圆形的烫伤疤，是餐馆油锅溅的；左手手背上那条浅白色的，是物流中心划的。
还有他右边眉骨上那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疤——有次他太累了，搬货时眼前一黑，连人带箱子摔下去，眉骨缝了三针。那天他缠着纱布回来，还笑着跟我说：“爸爸今天
扮海盗。”
三岁的我信了。十七岁的我，想起那个画面，心脏疼得像被攥紧。
“贺黔。”十七岁的我放下筷子。
他抬起头，“嗯？”
“你手上这些疤......”我说，“每一个是怎么来的，我都记得。”
贺黔的睫毛颤了颤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像在看别人的东西。
“都过去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。
“没有过去。”我站起来，走到他身边，抓住他的手。掌心相贴，他的体温传过来，那些茧子粗糙地摩擦着我的皮肤。“它们都在这儿。每一天都在。”
贺黔想抽回手，但我握得很紧。
“你二十一岁的时候，”我说，声音开始发抖，“打三份工，一天睡不到四小时，手上全是伤，还要学着给我做饭。你做失败了那么多次，浪费了那么多鸡蛋和番茄......”
“小翌。”他打断我，声音有点急，“别说这些。”
“我要说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强迫自己不许躲，“我记得你第一次蒸鸡蛋羹，蒸成了蜂窝煤；记得你学煲汤，把锅底烧穿了；
记得你想给我做生日蛋糕，结果烤箱冒烟......”
贺黔闭上眼睛。他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“那些难吃得要命的菜，我全都吃完了。”我说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“不是因为饿，是因为我看见你手上的水泡，看见你眼里的血丝，看见你累得站着都能睡着，我觉得，如果我吃完了，你可能会开心点。”
贺黔睁开眼。他的眼睛红了，但依然没有眼泪。他从来不在我面前哭，一次都没有。
“小翌，”他声音沙哑，“那些日子.....对不起。”
“不要说对不起。”我摇头，眼泪掉在他手背上，“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是我拖累了你，如果不是我，你现在可能已经大学毕业，有份正常的工作，不用活得这么......”
“小翌。”他厉声打断我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声音软下来，“不要这么说。从来没有拖累这回事。”
他抽出被我握着的手，很轻地摸了摸我的头。就像我三岁时他常做的那样。
“如果没有你，”他说，每个字都说得很慢，很重，“我可能早就放弃了。”他说的“放弃”是什么意思，我当时不懂。
很多年后，当我看到他在那本成长日记里写“今天抱着小翌走过大桥，看着下面的河水，想了很久”，我才明白那个“放弃”有多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