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殿(宫,指整个建筑;殿,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)分为两班,在两厢坐下(那时候的坐,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,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,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)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,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,从远到近的传报:“皇帝驾到。

    ”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“辇车”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,适时的缓缓出现。

    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,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。

    这时,宫殿上沉静肃穆,人人震恐。

    接着,宴会开始,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,仰头上望,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,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视——必须爬到地下,再仰颈抬眉上看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,自我囗丧的猥琐姿势,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。

    宴会进行中,再顺序的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,连续九次。

    最后,宫廷官员大声宣布:“宴会礼成。

    ”监察官(御史)出现,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,一一赶出殿外,指控犯了“失仪”之罪,提出弹劾,要求处罚。

    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,但皇帝老爷也可借此良机,予以免职或砍头。

    于是一场宴会下来,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。

    刘邦大喜说:“天老爷,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。

    ”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“奉常”(祭把部长)赏黄金五百斤,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。

    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,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:“叔孙通真是圣人。

    ”从此,皇帝不但跟人民,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,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“朝仪”隔开一段距离。

    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,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,不再在中国出现,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。

    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,在此分野。

    儒家学派虽然在技术上博得皇帝的欢心,但因为正逢黄老政治时代,所以只能保持官位,不能对政治发生影响。

    另一位博士辕固生就比叔孙通倒霉,他稍为对李耳、庄周表示不满,窦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兽栏里打野猪,幸亏当时皇帝刘启暗中给了他一把刀子,才算没有送掉老命。

    后来,宰相赵绾也曾经计划排斥其他学派,窦太后把他逮捕下狱,赵绾自杀。

    但窦太后逝世(前一三五年)后,黄老政治无形中终止,儒家学派的好运气来了。

    刘启的儿子刘彻于纪元前一四一年即位,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,于次年(纪元前一四○年)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,为国家选拔“贤良”、“方正”、“直言极谏”等国家管理人才,由皇帝亲自考试。

    刘彻那一年十七岁,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,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作主。

    卫绾是儒家学者,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。

    一位专门研究《五经》之一《春秋》的博士董仲舒,在他的万言试卷中,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,邪说妖言。

    他建议:“凡是不在《五经》之内的著作,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,应一律禁绝,不准流传。

    ”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,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。

    董仲舒的意见,既然经过皇帝采纳,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。

    于是,一个重大的巨变,在不声不响中发生。

    第一,祭祀部(太常,即奉常)之内,所设的“博士”官职,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。

    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,而且限制范围,只能研究《五经》其他学派人士,全被驱逐,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,定于一尊。

    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“邪说”、“妖言”禁止阅读研究,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。

    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,一家中只剩下《五经》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,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。

    第二,儒家学派在祭祀部(太常)之下,创办国立大学(太学)由博士担任教师,传授《五经》和孔丘的思想。

    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,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,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。

    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,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,而且久而久之,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,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。

    第三,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——至低也要维持现状,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,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。

    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,此后却逐渐推行。

    一个中国人,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,不允许作任何事情,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。

    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,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,更多如牛毛,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。

    有些项目,像“避讳”之类,简直使人不堪负荷。

    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,开始夕阳西下。

    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时代,比道家思想时代——黄老政治,更多出五十倍的时间,直到纪元后二十世纪,因受到崭新的西洋思潮的冲击,才告衰退。

    所以,在以后的叙述中,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,中国历史是在儒家思想——复古和保持现状的实践之下。

    黄老政治带给当时中国空前的繁荣,虽然黄老政治终止,但繁荣仍在。

    仅以马匹而言,○○年代时,宰相只能坐牛车,皇帝当然有马车,但想要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都找不到。

    可是五十年代时,中央政府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,就有四十万匹。

    民间大街小巷,处处是马,而且竞争着只骑雄马。

    对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国,反击的时候已到。

    中匈两国之间,由于和亲的缘故,边境久久没有大的冲突。

    当中国反击行动于六十年代开始时,采用的是诱敌先发的策略。

    前一三三年,大将(将屯将军)王恢统军三十余万,埋伏马邑(山西朔州)左右山谷之中。

    马邑豪民聂壹,跟匈奴一向有商业上密切的往来,他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马邑城门上,告诉匈奴间谍说,他已把马邑首长杀死,请匈奴乘虚进击。

    军臣单于信以为真,亲自率领十万骑兵,从武州塞(山西左云)入境,直指马邑。

    行军一百余公里,距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时,只见牛羊遍野,不见牧人,感觉到有点异样。

    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(降望台)俘虏了一位雁门郡(山西右玉)的官员,要杀他时,那官员泄露了全部机密,军臣单于大惊说:“是天老爷把你赐给我们。

    ”把那官员封为天王,急令撤退。

    中国毫无所获。

    这一场阴谋奇计,虽然落了空,但中匈两国五十年之久的和睦邦交,从此破裂。

    匈奴汗国又恢复从前那种大规模的侵略行动。

    可是,形势已不是从前,中国的反应十分严厉,立即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。

    马邑之谋四年后(前一二九年)大将卫青、公孙敖、公孙贺、李广分别出上谷(河北怀来)、代郡(河北蔚县)、云中(内蒙古托克托)、雁门(山西右玉)四路进击。

    明年(前一二八)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、代郡进击。

    又明年(前一二七)卫青、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,这一次开始有大的收获,匈奴大败,中国再度把匈奴驱出河套,就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,兴筑朔方城(内蒙古杭锦旗北)三年后(前一二四)卫青率六位将领,分别出高阙(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)、右北平(内蒙古宁城西南)、朔方(内蒙古杭锦旗北)三路进击,深入匈奴汗国三百公里,俘虏小王十余人,男女一万五千人,牛羊数近一百万头。

    明年(前一二三)卫青再率六将领出定襄(内蒙古和林格尔)进击。

    这一次中国吃了败仗,大将苏建所率领的三千人骑兵团,全部覆没。

    另一大将赵信于兵败后投降匈奴,因赵信深知中国内情,匈奴汗国像宝贝一样看待他,特地为他兴筑了一个赵信城。

    两年后(前一二一)中国二十三岁的大将霍去病出陇西(甘肃临挑)进击,越过焉支山(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山)五百公里,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,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时用的金人。

    同年,霍去病再出陇西作第二次进击,越过居延海(内蒙古额济纳旗)深入一千余公里,杀虏三万零二百人。

    霍去病一年中两次空前胜利,横穿河西走廊,如入无人之境。

    而河西走廊正是匈奴汗国浑邪王的防地,伊稚斜单于大怒,迫究失败的责任。

    浑邪王恐怕被杀,就带着他的部落和他的土地,向中国投降。

    这对匈奴汗国是一个重大打击,他们衷歌:“亡我祁连山,使我牲畜不繁息。

    失我焉支山,使我妇女无颜色。

    ”焉支山所产的红色染料,可作为妇女的化妆品,中国“胭脂”一词,即由此来。

    中匈战争这样延续了十五年之久,进入八十年代,才算有一出定性战役。

    匈奴汗国也知道昔日光荣已经过去,所以采纳降将赵信的建议,认为中国军队不能深入沙漠,就把国境线后撤,单于远走瀚海沙漠群以北。

    中国当然不会罢手,纪元前一一九年,卫青出定襄,霍去病出代郡,向匈奴总攻。

    卫青兵团深入匈奴汗国五百公里,伊稚斜单于仓促迎战,大败,向北突围逃走。

    卫青追击到寅颜山(蒙古哈尔和林西南)赵信城,不见敌踪(就在这一战,名将李广在沙漠中迷失道路,自杀)霍去病兵团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,杀虏七万余人,而匈奴汗国当冒顿单于最盛时,控弦战士不过三十万人。

    霍去病追击到狼居胥山(蒙古肯特山)不见敌踪。

    这是对匈奴汗国最重要的一战,从此瀚海沙漠群以南再没有王庭,匈奴汗国对中国已不像过去那样,构成生存上的威胁。

    前一一五年及稍后时间,中国更在浑邪王故地河西走廊,设立四郡:酒泉郡(甘肃酒泉)、武威郡(甘肃武威)、张掖郡(甘肃张掖)敦煌郡(甘肃敦煌)这块土地从此成为中国的领土,直到今天。

    当中国准备反击匈奴汗国的时候,想起了匈奴汗国的一个仇敌——月氏王国。

    这王国本来立国在河西走廊,首都设在张掖(甘肃张掖)是一个大国。

    但在本世纪(前二)三十年代,被匈奴汗国击溃,国王的头骨被老上单于(冒顿单于的儿子)当作尿壶。

    全国向西逃亡,一直逃到中亚威海以南、阿富汗以北地区定居,定都蓝市城(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市)中国盼望跟月氏王国结盟,对匈奴东西夹攻。

    以中国人的想法,月氏王国对匈奴有杀父灭国的深仇大恨,一旦听到有报仇复国的机会,一定非常感激。

    中央政府征求使臣,成固(陕西城固)人张骞应征,跟他有同样勇气的还有一百余人。

    月氏王国距中国首都长安,直线三千余公里,那时中国西界只到金城(甘肃兰州)过此便是匈奴汗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。

    而祁连山南麓,又有杀人掠货的羌民族部落。

    更西则是西域,风言风语的传说,西域全是无边无涯的沙漠和沙碛,暴风时起,天翻地覆,光天化日之下,处处鬼哭神号。

    又有寸草不生的咸水(罗布泊)举目荒凉,上不见飞鸟,下不见走兽,往往走一个月不见人烟。

    也没有正式道路,行旅只有沿着前人死在途中的枯骨,摸索前进,那是一个恐怖而陌生的地方。

    纪元前一三八年,张骞跟他的使节团从首都长安出发,向他们毫无所知的,充满险恶死亡的西北蛮荒深入。

    他们一开始就遇到恶运,进入河西走廊后不久,就被匈奴汗国捉住,当发现他们是前往月氏王国时,军臣单于火就更大了:“这是什么话,月氏王国在我之西,中国怎敢越过匈奴,跟他们来往。

    如果我派使节去南越王国(广东广州)中国准许通过吗?”下令禁止离境,但尊敬他们是英雄人物,所以每人介绍了一位匈奴小姐作为妻子。

    这样转眼十年,到了七十年代第一年(前一二九)张骞跟他的伙伴,不忘使命,抛弃妻子,向西逃走。

    终于逃到大宛王国(乌孜别克卡散赛城)大宛把人送到康居王国(哈萨克突厥斯坦)康居再把人送到月氏王国。

    然而,月氏王国现在十分富裕,比在河西走廊故地要舒适多了。

    现任国王是死王的孙儿,对祖父的感情又隔了一层,所以,没有人想到报仇复国的事。

    张骞在月氏王国住了年余,失望而归。

    在归途中,第二次被匈奴巡逻兵捉住,又禁止离境。

    纪元前一二六年,他再度抛弃妻子,从匈奴逃走,他的妻儿听到消息,狂奔来随,可是追兵已至,张骞只抢到一个儿子,妻子跟另外一个幼子,被追兵隔断,永远诀别。

    张骞出使时一百余人,十二年后,回到长安,只剩下两个人——张骞和他的堂邑(江苏六合)籍忠实仆人甘父。

    张骞这次出使,虽没有达成原来盼望的政治目的,但他为中国人发现了一片比当时中国还要广大的新的世界。

    他的贡献,只有以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相比。

    张骞在月氏王国游说时,曾到过大夏王国(阿富汗东北部)发现有蜀郡(四川成都)出产的布匹和邛崃山(四川荥经)出产的竹子。

    大夏人告诉他:“从身毒王国(印度)买来。

    ”张骞推测,商品可以通过身毒王国,那么,人马当然也可以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不必再冒被匈奴捕捉扣留的危险,改从蜀郡出发,到达西域,当更为安全。

    这设计得到皇帝刘彻的支持,遂引起中国对“西南夷”的开拓。

    纪元前一二一年,匈奴汗国浑邪王投降,河西走廊成为中国领土,于是中国跟西域直接接触。

    张骞再提出跟乌孙王国(吉尔吉斯伊什提克)结盟的建议。

    乌孙王国原在河西走廊西部,跟月氏王国为邻,后来被月氏驱逐,西迁到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,是一个横跨伊